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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温承德
很久很久了，足足有二十三年了，深深地惦念着它。总说约着儒庭兄，抽些时间去看看它。早两年，儒庭兄嫂来罗马休假，便有了去看它的念头。 它是一棵松树，一棵成长在卡拉布里亚大学里的松树，是我和儒庭兄1980年春天的时候栽下的一棵地中海松树。那年春天我和儒庭兄去西拉风景区游览，在那里的一个苗圃里买了两棵幼小的松树苗。那时，它们很弱小，高不到半米。在100公里返程的途中，我们精心呵护着它们，把它们抱在怀里，惟恐碰断了枝叶。在万物萌生的春天里，桃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俩把它们庄严地栽种在我们窗前的自留地里。 这块自留地就在我们宿舍的窗前，宽约4米，长约9米。本来是用来种花草的，但无人管理，荒芜了。儒庭兄是一个爱自然爱草木的人，爱绿色爱野外的人。尽管他是学社会学、新闻学的，他却认识许许多多植物，都能叫得上名来。他对意大利的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包括电影，样样精通，他的笔触要比他的口才出色得多。我么，从小所好的是栽树和种花。我附和着刘兄，一起开垦了那块土地，从花店里买来花籽和菜籽，将这块长方形的土地的四周边上种上了季节性的花，剪来些野玫瑰和蔷薇的枝子插在周遍，中间部分撒上甜的苦的菜籽，种上西红柿、黄瓜、辣椒。我们的两棵小松树就端端正正地栽在了两头。 意大利这块土地，特别是卡拉布里亚，有的是阳光，有的是雨水。该有风的时候，就来风，该要雨的时候，就下雨，该有阳光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我们在这块自留地里耕耘，我们收获。花开了，树活了。菜一差儿，又一差儿，甜的苦的辣的，红的绿的。不管是我们的中国学兄学弟，还是意大利的男生女生只要喜欢去采摘就是了，反正是共产自留地。 我们的12号宿舍楼是一个二层的小楼，设计建筑十分新颖，建在卡拉布里亚大学最边缘的一座小山丘上，随坡而建。每层有十多个单元，每个单元是一间一套的房子，相当豪华，里面有卫生间，冰箱、烤炉等，设备很齐全。站在二楼房间的阳台上，眺望远处的田野、橄榄园、橡树：春天，翠黄的迎春花开了，杏花、桃花也开了。隔了几天，眼前绿了，地上象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形形色色的草全绿了，到处点缀着一些黄的白的雏菊和红色的小花；夏天，连续两个月不下雨，地上的草渐渐黄了，枯了。只有树是绿的，知了总是不停地叫啊叫啊；秋天，几场雨水后，地里又重新绿了起来。一进入冬季，一切都黯淡了，只有那些橄榄树的叶子变成朦胧的灰绿，松树却毅然碧绿碧绿。 这座大学1972年才建在卡拉布里亚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是意大利最年轻的大学，与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历史（1088年建校）差了880多年。卡拉布里亚大学远离喧嚣的都市，建在一个空旷的田园里，真是世外桃源。创建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布契教授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许多北部大学的中青年教师纷纷慕名而来，一方面避开那些人才拥挤难以晋升的老地方，另一方面找到能发挥自己才干的地方。现在的各学院的院长或系主任，便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中青年老师或最初的几批学生。这所大学确实为意大利南方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倒让我想起另一所意大利的古老大学――帕多瓦大学1222年创办的历史，也是一批有志的教师和学生从博洛尼亚大学走出来创建的。 1979年，我们的国门洞开了。我们16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本科生来到这个中国人从未涉足的地方，穿着几乎一样的灰色或蓝色西装、中山装。然而无论是校方，还是老师、学生或是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相敬如宾。最受欢迎的是与我们同行的10个年轻可爱的本科生小师弟们，他们有的是科技大的，有的是北大的，有的是上海同济的，都是一等一的高材生。他们与意大利本科生的年龄相仿，没有几天都各自有了自己活动的群体。 学校厚待我们，让我们6个访问学者住进了一人一套的阳光明媚的单元里，12号楼便成了吕同六老师、儒庭兄、我和几个小师弟临时的家。于是，我们便拥有了那块自留地，有了我们的松树…… 我们驱车500多公里，穿越了坎巴尼亚大区，进入卡拉布里亚。这是我们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久违二十多年的地方。这里有我们许多的朋友：校长、院长、教授们和已经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当年小师弟们，然而我们第一个想见的是我们的那棵松树。 它已经是一棵硕大的树，树杆很粗壮，树冠超过了二楼，树影正好遮住我和刘兄、吕老师的三个阳台。我俩显得很兴奋，尽管开了5个小时的车，没有一点倦意。我们与我们的松树一一合影。许多住在这个楼里的意大利男生女生都出来看着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三个头发花白的中国人与这棵树合影？一个女生问我们缘由。我们告诉他们，这棵树是我们二十三年前栽下的，二十三年前我们就住在你们现在住的房间里。他们也同样兴奋，高兴知道了他们窗前比他们年龄还大的松树的故事。 几个学院的院长都主张为这棵树立一个牌子，用中文和意大利书写：刘儒庭和温承德1980年栽种。我们阻止了，只希望在扩建房子时不要毁掉。 我眷恋这棵松和这块土地，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就是在与松树为伴的宿舍里，我翻译出版了卡普安纳的《暗淡幽怨的生活》、卡尔维诺的《月亮和霓红灯》和罗大里的短篇小说，这些都是我译过的那些小说中最喜欢的和用了工夫的，其余的都却渐渐地淡忘了。 最值得记忆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与曼蒂契教授一起完成了《湘江评论》的意大利文版的翻译。曼蒂契教授是我当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时的意大利语言和文学老师，他从我们二年级教起直至我们毕业。他是研究和教授中国近代史的，学习过中文。他可以用意大利文和英文写作，又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当年他在上海工作，得知上海图书馆里珍藏着一套《湘江评论》，便写信给当时的华国锋主席，请求批准影印一套《湘江评论》，并准许在国外翻译出版，很快得到满意答复。《湘江评论》共出4期，第2期附“临时增刊”，后遭军警查封。我将所有5期的全部文章从中文翻译成第一稿意大利文，再由曼蒂契教授加以润色和修改，然后俩人对照原文斟酌定稿。应曼蒂契教授的请求，我并将5期《湘江评论》的全部文章用简体字工工整整地抄在他买来的特殊纸上，他至今还保存着这个抄本。1981年意大利一家较大的出版社（意大利联合出版社）出版了《湘江思潮》(《Il pensiero di Xiangjiang》，即《湘江评论》)意大利文版，这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湘江评论》的外文版。 还是在这段时光里，我结识了恩师吕同六教授。在认识他本人之前，我读他的书，读他的文学评论，读他译的小说，读他译的诗歌，查他编的百科字典。从卡拉布里亚的岁月到后来二十多年里，他教我怎样读书，读些什么书，怎样做学问；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博学、谦虚。他往你面前一站，就是方方面面的榜样：无论是学问、为人、体育。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尽善尽美的，他既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又是一个坦诚的朋友，更是一个引导我做学问的导师。他走了，他那么年轻就走了，发生在去年10月28日。那天，突然接到儒庭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我没有听完就哭了。许多时间以来，为失去他而悲痛。我偶然读到他为《举烛人》一书写的序言中吐露出同样对卡拉布里亚日子的留恋：“70年代末，我去意大利访学，先在南方生活了一年。这块丰腴而富于灵气的土地，它的淳朴、诚挚的人民，让我至今依然眷恋不已。在这儿，我接触和认识了要了解意大利无法回避的‘南方问题’；在这儿，我领略了南方悠久的历史、文化、伦理和人情世态。” 这五年来，总盼着在他身上能出现奇迹，盼他再来他曾经走过的地方，陪他去看看卡拉布里亚。然而吕先生却永远走了。另外一位学长戎殿新更早两年也走了，老戎是突然倒在了他的办公室里，他更年轻。我敢肯定，他也会惦着有机会去看看他曾经生活过的卡拉布里亚。每当怀念他们的时候，或看看那些老照片，或读读他们的著作的片段。 卡拉布里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现在多了起来，都是些比我们松树年龄还要小许多的学生。这所大学的药学院很出名，名列前茅。我委托在那里读药学研究生的韩婷关照我们的松，她时不时地将我们那棵松树的四季照片传来，这样我就收藏在影集里。 为了怀念，我在罗马又栽下了来自祖国的一棵枫。在异乡的时间太久了，故土的一切都会使我思念，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街头的果子煎饼和烤白薯、景山公园的雪松、紫竹园湖边的垂柳，还有那带黄沙的风……早几年，忽然有一天我思念起北京香山的红叶，于是一个电话打给了在北京的儒庭兄，能不能托人带几棵枫树的小苗来？他的信封里夹寄来四粒种子，是他们特意去枫林里检来的。我分别种在四个花盆里，天天盼着它们发芽出土。终于，它们长成了苗，还是幼小微弱的苗。两家朋友来寒舍的时候，我津津乐道，赞美我的枫，描绘它秋天时的彤红叶子的样子。这也勾起来自北京的陈茜的爱恋，“讨”一株要栽在她乡间的别墅里；另两株我送给了汉学家安娜?布亚蒂女士的妈妈。卡尔拉老妈妈将它们种在了她的库拉的庄园里。卡尔拉老妈妈年龄很大了，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好意思问她的年龄，就知道她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游击队战士参加过反法斯西的战斗。她的庄园很大，里面有许多中国树种和花木，我最喜欢她的中国竹林。我送给她的那两株香山枫树在这里定居是最理想不过的地方了。卡尔拉老妈妈的庄园曾经就是我国最早派往意大利的中国留学生的家。当年的留学生，尽管后来当了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的领导或大使，现在到了她面前，卡尔拉老妈妈全都当是她的孩子。去年在我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老妈妈告诉我，她的枫长得好高了，都有硕大的树荫了，让我全家去看看，我总是应着。 而我自己的那株枫从花盆移种在我家几十平方米的小院里。枫旁，种上了我岳泰从北京捎来的大理花和夜来香。枫在渐渐地长大。现在它还小，每年秋天枝上只有十几片红叶。当它们落在地上时，我都将它们拾起，平平整整地放在书柜里的一个精致的黄杨木盒子里。
温承德写于2006年2月9日夜 |
